注：又译为：基尔凯郭尔，按丹麦语当译为祁克果（Soren Aabye Kierkegaard，1813—1855），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、诗人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，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。他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，不单单是客观存在，更重要是从个人的“存在”出发，把个人的存在和客观存在联系起来，哲学的起点是个人，终点是上帝，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天路历程。
今天读到一本书，对孔子戏剧的创作很有帮助。书名为《师徒之道：跟随真正的导师》（The Mentored Life: From Individualism to Personhood），作者是一位加拿大的神学教育家，James M. Houston，中文名为：侯士庭。
书中提到有三种导师模式——英雄式，斯多葛式【注：斯多葛主义，又称斯多葛学派，是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之一。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自然法思想，是由斯多葛主义首先提出来的。这种自然法思想源于斯多葛主义的宇宙观，斯多葛主义认为，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，即“自然法”，有时，他们又称它为“逻各斯”，“世界理性”、“上帝”或“命运”，这种普遍法则，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，它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、主宰者。个人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独特观念，它在非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存在的，这种个人主义观念在西方可说是古已有之，而最早、最鲜明又最系统地表达个人主义观念的哲学家是斯多葛主义】，治疗学模式。
它们或遵从感官享乐的原则；或追随某些道德的原则（如中国的儒家，或斯多葛主义）；或崇尚一些以个人心理健康为目标的治疗原理。
我们知道，孔子离开鲁国，与“堕三都”事件有关【注：孔子执政期间，堕毁三桓（鲁国公族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）私邑】。
胡玫导演的《孔子》中，将季孙氏、叔孙氏和孟孙氏描述成自私自利的“坏人”，孔子是被他们排挤走的。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，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三人刻画为在当时德高望重、很有影响力的“好人”。孔子与“坏人”演对手戏，很难表现出孔子之高明；若孔子与“好人”在一起共事，那份无奈和力不从心，才足以使得他自我放逐、去周游天下。政者，正也。电影《孔子》谈论的政治，都是偏重外在的较量。相比较电影《甘地传》，我们就不难明白：政治的复杂和高明，恰恰是关乎人心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试着排一出短剧，即孔子和当时鲁国最有声望的三位“精神导师”的故事。下面是人物特征的简要说明，在《师徒之道》一书基础上改写，供大家参考：季孙氏
大英雄，既强壮又英俊，永远追求完美，并且超越群伦。
他是典型的贵族，接受的是传统的精英教育，他要在可见的行动中寻求荣耀。他有冒险家自傲的豪气，让所有人瞻仰和羡慕。他不乏勇气，有强大的意志力、充沛的想象力、领导力、自制力、耐力、体力，以及强烈的性吸引力。
他的“卓越”主要是以炽烈却短暂的自恋，去占有美丽的或迷人的人或物，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描述：“这样的男人（即英雄式的人物）宁愿要短暂而强烈的快乐，胜于长久平静之福；宁愿选择高贵地活一年，也不愿在平凡的日志里长寿延年；宁愿做一件伟大的事，胜过做许多琐碎之事。”
在他的心里，占有优先地位的是野心、暴力、自我显耀，而不是家庭。
叔孙氏
禁欲苦修者，相信高度的理性、自律的力量。他追求“忘情”——剥离了人的怒气和各种情感，以至于对人类的每种情绪和感觉似乎也变得浑然不知。
他崇尚美德，企图将情感连根拔起。认为无法想象任何比谨慎、公正、勇气、节制更美好的事。用《智慧书》【注：巴尔塔沙·葛拉西安（1601-1658），一个满怀入世热忱的耶稣会教士，对人类的愚行深恶痛绝】里的话来表达：
“如果有人爱好公正，他努力所结的果实就是美德；因为它会教人变得温和、谨慎、公正和坚忍，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些美德更有用。”
这种理性的美德伦理、注重忏悔、道德约定，在周公旦的封地鲁国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，不难理解。甚至它一直影响到后世的所谓“宋明理学”——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。
孟孙氏
他是时尚的、温和的、谦逊的，他关心个体，能够满足追随者渴求个人的利益、健康、内心的安全感。
他看上去很民主，但面目是模糊的，有点像无神论者，又有点像神秘主义者（他关心天象和紫微斗数）。
总之，他走的不是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路子，他认为“上天”是一种人的“自我投射”，他认为那些困扰人生的虚妄念头，并非存在于自我的表层，而是深藏于浑然不觉的意识底层。
他认为“本我”是表现在“无意识”中的行为，是本能的。人的本能有两个极点：死亡（或称侵略性的本能）和生命（或称自我保全的本能）。两个巨人——死亡与性爱——在我们的生活中争战不休。
他认为人人都需要疗愈，就像弗洛伊德的那个著名的比喻：“‘我’是骑在马上的骑士，以为自己知道正往哪里去。事实上，由于马任性而为，难以驾驭，这骑士其实是无助的。”
如果说季孙氏适合于做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精神导师；而叔孙氏显然生不逢时，他适合于后战国时代，因为有这样的精神领袖，才能实现所谓的中央集权式的“大一统”；那么，孟孙氏在两千五百年后的民主社会，有无数的响应者，作为“治疗师式”的导师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非常流行，其规模是空前的。孔子的出现，帮助我们认清了“英雄式”、“禁欲式”、“治疗式”三种导师模式的偏差，他倡导大人之学：“在上天面前，我把自己所有的写作当成是对自己的教育；我不是教师，我只是个学生。”也正因为此，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离开了他们之前的导师——季孙氏、叔孙氏和孟孙氏，愿意和孔子远走天涯，甚至许多其他诸侯国的求道者，也不远千里，来向孔子请教。孔子被后世称作“至圣先师”，其实在他身处的时代，他是那么富有革命性，故很难被那些主政者欣赏和接纳。他认为，要成为一个足够成熟的人，首先要把对自己的认同感，从个人的自我封闭中舍弃掉【注：孔子绝四：勿意，勿必，勿固，勿我】，换句话说，即“非人化”，亦即作“人乃是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”。这样，人不仅会变得开放，而且更容易回归本来面目——“天人”。
孔子从自己的生命实践中，得到一个洞见：个人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里。这一点，不同于苏格拉底对“认识自我”的寻问，自我认同在他的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，无论是浪漫主义所认为的人已经找到自己的独特性，或是黑格尔所认为的人已经凭智力找到一种自我展现的“绝对精神”，都是如此。◎ 自我是个与自身相关的关系体。【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同体。】◎ 自我发现，惟有当它透亮地安息在创造自我的上天的怀抱中，他的失望才能完全清除，得到医治。【此心本无生死。】孔子是诚实的，他说自己非生而知之，乃学而知之【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】。在童年和青年期，相比而言，人会凭当下的感觉去生活，容易“及时行乐”；而当人的社交领域开始扩展之后，他就会意识到在自己生命中的其他人，而迫切感到要为自己和他人过一个更有道德的生活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可能怀抱着一项主要的理想或使命。接下来，就会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想要“找到它全部的意义”，并期待从生命中的重要人物那里找到指引，得到健康的辅导与协助（治疗）。人若缺乏反省能力，很容易固定在某个意识阶段，譬如，有人一辈子梦想做英雄，成为像唐璜、007邦德那样的风流人物；有人一辈子过一种禁欲、清修的生活，追求灵魂的净化；还有人一辈子依赖治疗师，不是在跟随某位导师，就是在去寻求导师的路上。总之，自我反省是使人超越所有阶段向前迈进的必然要素，否则，人将注定活在“受困的生活”之中。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。”孔子也有其无奈之处，尽管他称自己“五十知天命”，但他于55岁【公元前497年（鲁定公十三年）】，不得不离开了鲁国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游历。孔子超越了他的时代。在古典时代，人们普遍认为男人与女人完全不同，抱有男人优越性的偏见，但孔子不同，他在尊重男女其性有别的同时，充分肯定男女人格平等。故当时，名声不佳的卫灵公夫子南子，对孔子也心生敬意。在今天，我们特别容易亲近孔子，因为他反对一切迷信，包括对他的迷信。若你想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【从心所欲不逾矩】，那么，就从重新认识孔子开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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